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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最后的美好希望（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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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最后的美好希望

内战期间的一个晚上，醒来的乔治娜·塞西尔发现她的丈夫正站在二楼打开的窗前，一脸焦虑地睡着了。他似乎在等待敌人的到来，“可能是联邦士兵或者革命反叛头目”。奇怪的是，这里是英国，而这位梦游者是罗伯特·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勋爵，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宠信顾问伯利勋爵的后代。作为第三位索尔兹伯里侯爵，这个塞西尔将三次担任首相，继续为他的女王维多利亚服务。他的妻子回忆说，侯爵从未遭受“如此极端的抑郁和紧张的痛苦”。

索尔兹伯里的传记作者安德鲁·罗伯茨解释道，是美国让他感到恐惧。他从未到过美国，也不支持奴隶制，但是他深深地蔑视民主，并因此同情分裂分子，倾向于南方邦联，将林肯的暗杀看作反抗的最终合法之举。最重要的是，他担心联邦采用大量军事手段寻求意识形态目的的做法会让拿破仑式的野心在欧洲复苏。1903年这位侯爵去世，尽管当时还没有阴云密布，但他还是预料到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坦克、杀戮之地和大轰炸。“如果我们干涉的话，”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谈及美国内战，“将美国的力量削弱到可控地步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失不再来。”

美国人在侯爵在世的大部分时间内都采取拿破仑式的行动。即使黑奴解放运动受到削弱，这个急于愈合战争创伤的国家还是将林肯上收的权力返还给了各州，解散了世界一流的军队，开始专注于人口增长、发展和开拓一个横跨大陆的共和国，等到1867年苏厄德从俄国购买了后来的阿拉斯加州，这个国家更是变得膨胀起来。国家安全已经无须疑虑，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写道，美国现在“太大、太富有，人口太多，即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敢动侵略的念头”。

梦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因此感到震惊，这将把与美国有着漫长边界线且设防不足的英属加拿大置于何地？他不能无限期地指望美国能够自我约束。作为战略家的侯爵知悉掠夺和引诱的差别，前者是强国对弱国的作为，后者是少年对父母的伎俩。忍受后者则可预防前者。1888年时任外交大臣的他总结说：“若华盛顿有一个完全反对英国的政府，则是我们最应谦卑之时。”

189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在介入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一场持久的边界纠纷时大肆援引门罗主义，这让作为首相的侯爵也觉得过分。“整个欧洲都是君主制，”侯爵多余地宣布，“但美国在走另一条道路——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治权……今天的美国实际上享有这片大陆的主权。”尽管目标飘忽（南方邦联的权利？委内瑞拉的地理位置？），但奥尔尼的“20英寸10口径大炮”（克利夫兰为之沾沾自喜）让侯爵遇到了麻烦。

5年前，德国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遣走了传奇般的宰相俾斯麦。这位宰相通过发动战争统一了国家，又通过平衡各方怒气维持了和平局面。威廉二世缺乏这样的手腕。在委内瑞拉危机升级时，侯爵警告称：“他正在完全失去理智。”当时侯爵在尽力安抚美国人，而这位皇帝在庆贺南非布尔人挫败了一次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英国授意的突袭。一时间，整个世界好像有一把带着拿破仑式浮夸和美国内战后就已失去军事工业潜质的手枪在近处随机开火。

两头被咬之时，侯爵选择在一方投降。“不存在所谓的固定政策，”他说，“因为政策和所有其他有机物一样一直处于变化中。”所以，他和他的继任者开始有条不紊地单方面清除所有可能导致和美国发生摩擦的风险源。他们在委内瑞拉事件上让步（美国便立马失去兴趣并同意仲裁结果），随后放弃了更为重要的美西战争（英国保持中立），并且在菲律宾问题（侯爵支持美国而非德国的吞并）、将来的巴拿马运河问题（英国放弃了在这一区域的长期持有权）和阿拉斯加边界问题（加拿大被牺牲）上持续退让。这并不是绥靖，而更像是润滑：正如一个多世纪后的戈尔巴乔夫一样，侯爵只是在清除敌人的敌人。

作为一名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他应该知道乔治·坎宁在1826年的言论，当时他称已经“召唤新世界来矫正旧世界的平衡”。自吹自擂不是侯爵的风格，但他确实应给予自己更多的赞赏，而他的祖先想必也会同意这一观点：在1897年庆祝女王登基60年的贺词中，侯爵机智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感受到肇始于其他土地的另一个国家的民主脉动。在不受任何阻挠和干扰的情况下，这个国家会繁荣发展，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权力的中心已经斗转星移，其肩负的责任也在发生变化。注释标题"edinRoberts，Salisbury，p.662.

南方邦联的败北以及后续北美各方力量的失衡，仍让这位梦游者悔恨不已。这位战略家从未忘记“我们只是鱼”并且“无法单独修复内陆的暴政”。所以，大不列颠开始学着和一个独拥一片大陆的民主体制和平相处。侯爵不论内心多么矛盾，都必须感谢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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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25日晚，也就是在侯爵去世5个月之后，刚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哈尔福德·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一篇题为《历史上的地理枢纽》的论文。他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将过去的4个世纪称为“哥伦布时代”，而这个时代将在“1900年之后很快”结束。海洋探索的时代已经结束，等待发现的所剩无几，但是大陆的发展才刚刚开始。科技推动力不再是船只而是铁路，后者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林肯批准修建的太平洋铁路在1869年竣工，加拿大在1885年完成了类似的铁路修建，从莫斯科到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绵延6000英里的跨西伯利亚铁路则在麦金德发言那年竣工。麦金德预测，亚欧大陆将很快被“铁路覆盖”，而宽广的空间及其所具备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可能性将使亚洲回到游牧部落时代，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区域”。

自都铎王朝时期以来，英国之所以能够保持海上优势，皆因各大洲的竞争限制了权力在沿海之外的投射。但是，麦金德现在认为，洲际的整合若应用于军事，例如建立一支舰队，那么建立一个“世界的帝国”就不再只是梦想。或许俄国能够成为这支舰队的拥有者，也可能是得到俄国支持的德国，甚至是受日本侵犯的中国，它可以通过把“黄祸带到世界自由中”来推翻俄国，“为这片广袤大陆带去海洋的临界，给枢纽区域的俄国租客增添一项他们至今仍不愿承认的优势”。

伴随着向种族主义和领土资源的突转，麦金德结束了他的演讲，然而，含糊的言辞却进一步加深了由此引起的焦虑。过去的游牧民族并没有造成任何超越马背的枢纽转移。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展现了海上霸权于历史的重要性。一个月前，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了第一次危险的试飞，但麦金德全然忽略了空中霸权的影响力。此外，麦金德还认定有着普鲁士般坚毅的俄国正在滑向对日军事斗争的失败，并最终会导致一场危险而无结果的革命：圣彼得堡的“血腥星期日”就发生在一年之后。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麦金德的论文是一尊专业型的奥尔尼式“20英寸口径大炮”，尽管炮口失准，论证无逻辑，但以惊悚的方式揭露了人们不怎么关注的地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铁路将亚欧大陆连接起来；英国可能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失去对海洋的控制；在各种模式的兴起与衰亡之中，不同的政府形式和不相容的生活方式间将展开一场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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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斗争将如何展开，原因何在？1907年，外交大臣艾尔·克罗向国王爱德华七世提交的一份报告拨去了麦金德的晦涩阴暗。报告很快在最高层流传并讨论开来。如同乔治·凯南在冷战开始时从莫斯科发来的“长电报”一样，克罗备忘录尚未公开就已名满天下。两者都动摇了官方的观点。

克罗从麦金德停下的地方继续。英国是一个不与欧洲大陆接壤的岛国，但是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和附属地”，它的生存需要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绝对海洋力量优势”。这让英国成为“每个临海国家的邻国”，但如果英国无法“协调”本身利益与“全人类共有的欲望和理想”之间的关系，此种地位也可能招致“嫉妒和恐惧”。这就是克罗心中的修昔底德陷阱。

现在所有国家的首要利益都是保证国家独立。相比其他非岛国国家，英国在维系各国独立方面有直接和正面的利益，因此凡是威胁其他国家独立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敌人，英国是弱小国家的自然保护者。

海洋霸权不仅需要平衡麦金德所强调的大陆权力，而且要让临海国家确信，一个海洋霸权国家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会尊重它们的利益。

克罗说，通过推动“世界市场的自由交流和贸易权利”，英国已实现了这一点。尽管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重商主义遭到了抵制，但贸易和交流符合各国利益。与此同时，通过让其他国家“减少担心”自己优越的海军力量，英国也强化了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性友谊”。如果这些国家自己无法统治海洋，那么它们更想要一个“自由贸易的英国”而不是“奉行保护主义的绝对强权”。但克罗和伯里克利一样，认定在保护和赢取海外友谊之间并无矛盾。

然而，为何一个在海上投射力量的大陆国家不会培养这样的友谊呢？克罗继续解释说，这是因为唯有能够整合大陆力量的国家才能获得此种能力，而这正是让侯爵彻夜难眠，让麦金德乱开火的原因所在。只有通过恐吓甚至吞并邻国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些本身无法控制一片大陆的国家，也不会愿意让他人以流血、武装和恐吓做到这一点。

这也曾是青年俾斯麦令人难以忘怀的许诺。克罗出生于普鲁士，通晓德语，并看到了现代日耳曼帝国在欧洲的兴起。这种兴起用的是一种“以刀剑进行系统性领土扩张”的模式，借用一种后来出现的说法，德国从未“和平崛起”。俾斯麦深谙这一点，于是在获取霸权后，他向那些尚存的邻国保证，新的霸权将调和自己与他人的利益。但是，谁在胃口大开后还能轻易管好自己的嘴巴呢？俾斯麦的方式是占领其他大国不想要的殖民地：一个帝国是否和秃鹫一般仅满足于残羹剩饭？现在俾斯麦已然退去，而接任者仍旧饥肠辘辘。克罗说出了这些人的想法。

我们必须有真正的殖民地，让德国移民可以定居并传播祖国的民族理念；我们必须有舰队和煤站，这样我们才能维系与各殖民地的紧密联系……繁荣强大的德国有6000万居民，它必须扩张而不能停滞不前，它需要在不更改国籍的情况下将多余的人口疏散至国外的殖民地上。

威廉二世领导下的德国不确定应在何处收手（或许他们就不想收手），但威廉二世似乎很欢迎一个“建立于挑衅之上的世界”，因为“一个结合了最强陆军力量和最强海军力量的国家才能迫使世界联合起来，脱离沉重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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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思想中的理论也大致如此。历史既不是他也不是任何当权者可以预测的。俾斯麦的保证如同在构建一张网，一个由他在中心支配的政治同盟。在他死后，这些保证却促成了两个彼此竞争的军事联盟，而那些令人不安的军事调遣与运送一旦被启动，战争也就不再需要实际的理由了。1914年6月28日，两名皇室成员在萨拉热窝的丧命开启了屠戮，而到1918年11月11日时，共有800万~1000万名士兵和700万~800万名平民丧生。克罗联合起来反抗“梦魇”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分裂的、毁灭性的、和自己对抗的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各种能力之外的动机投射，而这也是以往军事灾难最常见的成因。但这一次也有能力超越动机的情况存在，例如基辛格就说，指挥者严重低估了其行动的致命性。

他们似乎忘记了美国内战所带来的巨大伤亡，妄想冲突能果断迅速结束，但他们没有认识到，无法让同盟达成理智的政治目标将导致文明的如期毁灭。相反，强权者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制造了一台通向末日的外交机器。注释标题HenryKissinger，Diplomacy（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94），p.200.

美国人至少知道内战为何而战，而这场新战争的参战国却不得不寻找必须做出牺牲的缘由。

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我们是鱼”到麦金德的“欧亚游牧部落”，再到克罗的“建立于挑衅之上的世界”，英国人的理论进化解释了这背后的原因。按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战争必须反映政策，那么英国加入战争的政策缘由是什么？继续保持海上霸权？平衡欧洲大陆的力量？清除各处的梦魇？1907年和德国、法国签订的三国协约并未明确规定英国必须同德国开战，但志在对抗法国的德国完全无视各国对比利时长期中立的担保，并于8月4日侵入了该国。这不仅让英国宣布参战，而且让它抛弃了几个世纪以来不在欧洲大陆作战的传统。在接下来的4年中，英国损失的人数远超1861—1865年美国内战阵亡总人数。

正如大英帝国之前所说，这次对“大陆的承诺”几乎是在“理智间歇性丧失下”做出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把克罗、麦金德和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思考，就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逻辑。克罗一方面认为海上霸权和国家自决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强调陆地霸权和权威主义间的联系，而这意味着麦金德所警告的大陆联合将比仅控制海权更具危险性：这将置自由本身的未来于危险之中。当侯爵称英国不能单独“修复内陆的暴政”时，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或许英国必须结束对同盟长期以来的不信任：勋爵最后的外交成果（1902年的《英日同盟条约》）就是对这个传统的首次背离。类似的欧洲同盟，例如日后的三国协约，或许也变成了必要之举。英国已经无法继续背负1895—1896年委内瑞拉危机中的“光荣孤立”之名。显然，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大陆上的专制需要得到遏制。对很多人来说，这又绕回到了坎宁的观点。

假如索尔兹伯里侯爵能够以北美的民主统治来对抗可能在欧洲蔓延的独裁，那么他实际上是依赖“新世界”平衡“旧世界”的力量的。如果麦金德能够用游牧者马匹换火车的图像提出警示，却未在美国看到同样的风险，那么他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克罗能够预见众多知足国家会联合起来抵抗一个贪婪国家（一位美国总统很快会为我们呈现这一景象），那么这个联合体必定立于麦金德、索尔兹伯里侯爵和坎宁等人所建立的基础之上。尽管未来尚不明确，但所有人都已经下了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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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都认为美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到1914年，美国的制造产出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其钢产量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德国又是英国、法国、俄国三国总和的两倍。美国的技术创新无可匹敌，食物盈余养活了欧洲的大部分人口，贸易顺差让它赢得了世界上13的黄金储备。虽然海军规模仍无法和英国、德国比拟，但是在欧洲开战的当月，美国人开通了巴拿马运河，大大缩减了所有人于世界两大洋之间的通行时间。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强权，但仍旧不是强权体系的一部分。

美国于19世纪40年代获取并在60年代后继续得到维系的大陆霸权，让美国人无须在新世纪伊始承担更多的责任。外部威胁既不清晰也不紧迫，菲律宾殖民地带来的麻烦也多于价值。外交政策也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实质，1899—1900年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便是如此。尽管军队规模还不及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但美国照样可以缔造和平：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朴茨茅斯条约》（新罕布什尔州）结束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有这一切让美国人远离了1914年于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美国与战争的关联要比他们预期的更多。1815—1914年的100年里欧洲并无大战，而《门罗宣言》和坎宁的父权主张提出后的90年恰好处于其间。美国则卷入了此前的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发起的战争，其具体名称分别为1754—1763年的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98—1800年的美法准战争和1812—1915年与英国的战争。1917—1918年、1941—1945年，美国再次参与海外战争。冷战从未演变为热战，但仍是美国历时最长的海外干预事件。这可能也是冷战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被重命名的原因。

如同无法注意海洋变化的鱼一样，1823—1914年的美国人虽然并无觉察，但也并未过分置身于强权系统之外——没有林肯和苏厄德那样资质的人很难看到这一点。这个系统是这样的：从伊丽莎白时期开始，英国就将其文化远播至欧洲以外的世界。这样一来，对抗带有潜在敌意的欧洲人，担心克罗所称的以刀剑为基础的“系统”“地域扩张”，便成为一种必需。当这种系统性的扩张真切发生时，这些越洋的英国后裔也不禁警醒：假如失去了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庇护，他们将身在何处？不论美国人如何嘲讽自己年老的父母，他们也无法拒绝自己所继承的语言、制度、宗教、事业和安全，无法切断深入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关联。所以，当英国做出自己的“大陆承诺”时，不论结果好坏，这也是对他们这些海外后裔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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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的第一反应是不厌其烦地呼吁“事实与名义上的”中立、“思想与行动上的”公正，并“克制我们的情绪”。但是，他警告自己的心腹爱德华·豪斯“上校”，如果德国获胜，“我们文明的进程将因此改变，美国也将变为一个军事国家”。毕竟是德国人（而非英国人或法国人）侵犯了中立的比利时，他们洗劫城市、大学，甚至连无可取代的古老图书馆都不放过。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充满担忧地说，这种残忍恐怕会“让世界倒退三四个世纪”。

不过，作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没有必要立马站队。国家也未对此达成共识。对英国和法国的食物与军用物资进口欣欣向荣，以至当进口商无法付款时，威尔逊取消了先前对发放贷款的禁令。英国海军不希望给德国同样的机会，于是他在公开场合表示中立，私下里却偏袒前者。延迟参战也能让威尔逊选择时机：豪斯向他保证，若能够谨慎行事，他就能够成为决定战争结果的那个人。这并不仅仅是依靠军事部署，而是要精心设计一个新国际体系来替换之前导致战争的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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