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传说

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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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时间来到公元前480年，地点位于赫勒斯滂海峡亚洲一侧的小镇阿比多斯，赫勒斯滂海峡途经此处收紧，只有约一英里宽。这里的场面堪比好莱坞鼎盛时期的作品。薛西斯一世——波斯的万王之王，登上置于海岬上的王座，目视其军队集结。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这是一支超过150万人的军队，即便实际人数只有这个数字的110（这种可能性很大），也已接近1944年诺曼底登陆当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人数。如今已没有能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但彼时的薛西斯一世架起两座桥：一座建于捆绑在一起的360艘船上，另一座由314艘船承载。两座桥均呈拱形，以抵御狂风和激流。因为此前建成的桥在遇到风暴后分崩离析，愤怒的薛西斯一世砍掉了修桥者的脑袋，并下令对水流施以鞭刑和烙刑。这还不够，他又命令手下向水中投下镣铐，它们或许至今还沉在水底的某个地方。

那天的水面平静无波，薛西斯一世颇为自得，片刻之后，他却突然潸然泪下。他的叔叔兼幕僚阿尔达班问其缘故。“这成千上万人，”薛西斯一世答道，“百年后将无一人存世。”阿尔达班安慰他说，世间有许多灾祸常常会令人苦不堪言，死亡反倒是一种解脱。薛西斯一世表示赞同，但命令道：“告诉我真相。”薛西斯一世想知道，若不是他们俩都做了相同的噩梦，阿尔达班是否会赞成眼前的这项重任（波斯人在10年内第二次入侵希腊）。听到这话，阿尔达班战战兢兢：“我仍充满恐惧，不，极度恐惧。”

10年前的马拉松战役中，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遭希腊人羞辱。薛西斯一世一度听从阿尔达班的劝阻，未报这一箭之仇，但自那之后，薛西斯一世的噩梦已二度袭来。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故事提前了2000年上演：一个颇具王者威严的幽灵，像对待儿子一样，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你不立即发动战争，……一如你弹指间登上至尊之位，重回卑微也不过电光火石间”。阿尔达班起初认为这一梦境的寓意不值一哂。于是，薛西斯一世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睡在王宫卧榻。幽灵再次出现，阿尔达班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醒来，随即敦促薛西斯一世发兵攻打希腊。随后，薛西斯一世下令发兵，其精兵在萨迪斯集结，在特洛伊遗址上宰杀1000头小母牛祭祀。当军队抵达赫勒斯滂海峡时，桥梁已架设完毕。在准备过桥之际，薛西斯一世给他叔叔最后一次机会，令其和盘托出心中的保留意见。

尽管受到噩梦惊吓，阿尔达班仍按捺不住心中的犹疑。他警告说，前方的敌人不仅有强大的希腊军队，还有土地和海洋。沿爱琴海海岸进军途中将要穿越的区域，根本无法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提供给养。当风暴袭来时，也没有港口足以容纳这些战舰。未及与敌军交战，将士可能已疲惫不堪，甚至食不果腹。慎重的领袖“会对所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心存敬畏并细加思量，但在采取行动时英勇果断”。薛西斯一世耐心听完后反驳道：“如果把什么事都考虑到……，你永远做不成任何事。与其坐在那儿患得患失，最终无所作为，不如凭借一颗无畏的心，直面我们的恐惧……不奋勇一搏，何来胜利？”

争论就此告歇。薛西斯一世派阿尔达班回去管理波斯帝国现有的区域，自己则专心为帝国开疆拓土。他向太阳祈祷，请求太阳赋予自己足够的力量，使自己不仅能击败希腊，还能征服整个欧洲。他在桥前摆上番樱桃的枝条，命令祭司焚香。作为对赫勒斯滂海峡的奖赏，他将祭酒洒入水中，随后依次将盛放祭酒的金杯、配制祭酒用的金碗和一把利剑投入水中。这样，渡海之路准备就绪，整支军队耗时七天七夜跨越了赫勒斯滂海峡。当薛西斯一世踏上欧洲一侧的海岸时，听到一名惊惧的旁观者问，为什么众神之王宙斯要乔装成波斯君主，还带来了“全世界的人”？难道宙斯凭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摧毁希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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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年之后，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上完课后去参加了一场派对。出生在里加的以赛亚·伯林正当而立之年，他在圣彼得堡长大，8岁时亲眼见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随家人移民英国。他在这里如鱼得水，掌握了这门新语言，但始终没能消除浓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学的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为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的犹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于1379年的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哲学，他逐渐疏远了逻辑实证主义（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认为未经可重复的验证，任何东西都不具意义），生活惬意。

伯林才华横溢且颇为健谈，对各种观点都充满无尽的渴求，乐于把握机会展示自我并吸纳他人的观点。在这次派对上（确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第二代牛津伯爵朱利安·爱德华·乔治·阿斯奎斯，当时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学位。阿斯奎斯当时偶得一诗句，颇为着迷，它出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记忆中，这句诗是这样说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这首诗只剩下断编残简，所以它本来的语境已无处追寻。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伊拉斯谟曾将这一诗句信手征引，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许可以以它为准绳，对那些伟大的作家进行归类？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柏拉图、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均应归入刺猬一类，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和乔伊斯则显然应归入狐狸一类。伯林也应被划为狐狸一类，他对于那种宏大的问题（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不感兴趣，但研究起具体的小问题来游刃有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林无暇对这个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典故有所阐发，直到1951年，他才以此为框架，撰写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文章。此文两年后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猬与狐狸》。

伯林解释说：刺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核心观念”，循着这一观念“他们的言论与行为才具有意义”；狐狸适成对照，“追求许多目标，诸目标间往往并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关联，也只在‘事实’层面”。这一分野简单明了，却不容轻忽：它提供了“一个用来观察与对比的视角，一个进行真正研究的起点”，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之一，甚至可用来对全体人类进行大致归类”。

伯林发射出的这枚“闪光弹”，尽管照亮了托尔斯泰，但未能远播。伯林声称，这位伟人（托尔斯泰）本想成为刺猬，“《战争与和平》一书原本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托尔斯泰太过诚实，无法忽视人类性格的个体差异，以及情境的多变，这种差异与多变导致归纳与总结变得尤为困难。所以，托尔斯泰的这部杰作充满了远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读者沉迷于那些狐狸式文字，却忽视了散布在书中的刺猬式历史沉思。饱受这种矛盾折磨，托尔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对此总结道：“一位陷入绝望的老人，无人可以拯救，他闭目塞听，如同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游荡在科罗诺斯。”

参酌托尔斯泰的生平，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简略。离家出走之后，托尔斯泰确实逝世于一座不太知名的俄国火车站，那是在1910年，他已82岁。尽管托尔斯泰对几十年前自己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中留下的缺憾感到懊悔，但也不太可能像伯林所说的那样。我们很难搞清楚，伯林引用俄狄浦斯的典故是有某种更深刻的用意，还是只是为了给文章添加一个戏剧化的华丽结尾。这个结尾或许太过于戏剧化了，因为它暗示了狐狸和刺猬之间的差异不可调和。伯林似乎在说，你只能是其中之一，若两者兼顾便难以保持快乐，无法有效工作，更别说保持健全的人格了。

伯林的这篇文章很快红极一时，而且是在没有互联网襄助的年代。对此，伯林很惊讶，但也淘气地颇为自得。书中引用这一比喻渐成风潮，有时还以漫画的形式呈现，使其中寓意更加明显。在大学课堂上，教授开始问他们的学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学界或文学界人物）是狐狸还是刺猬？”学生开始请教他们的教授：“（当前或其他任何时期）成为刺猬好还是狐狸好？”教授和学生都开始自忖：“在这对立的两派之间，我应何去何从？”接着会问自己：“我真的属于这一派吗？”最后都会回到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借助牛津大学的一场派对、阿尔基洛科斯诗歌的残篇、托尔斯泰史诗级的作品，伯林意外寻获两条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径。一条是神谕式的，这是史上祭司们的惯技。另一条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将你的观念以动物的形象体现，这些观念将永存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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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公元前480—前420年的希罗多德，可能听说过阿尔基洛科斯首次提出狐狸和刺猬的意象的那首诗篇，后者生活在公元前680—前645年。希罗多德在另一个语境中引用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所以他有可能读过这首诗——如果该诗当时还存世的话。即使他没有读过，通过希罗多德描述的阿尔达班和薛西斯一世在赫勒斯滂海峡旁的对话，我们不难看出，阿尔达班是一个心神不宁的狐狸式人物，而薛西斯一世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刺猬式人物。

阿尔达班强调，要率领大军穿过如此大片的陆地或水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国力耗损、供给拖累、通信受阻、士气受损，其他环节也有可能会出岔子。取得成功需要承担太多风险。难道薛西斯一世就不明白，“神用闪电打击”的都是那些试图大展拳脚的人，而小打小闹的人根本“激不起神行动的意愿”？阿尔达班一再劝诫，要求拆除桥梁，解散军队，让所有人回家，那样等待他们的最糟糕的情形也不过是做更多噩梦罢了。

为今日之士百年之后的结局而唏嘘不已的薛西斯一世，拥有更广阔、更长远的视野。如果生命要以死亡为代价，何不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而留名青史呢？何苦做那将被遗忘的万王之王？在征服赫勒斯滂海峡后，他难以停下前进的步伐，桥梁必须通往某个地方。庞大的军队携带一切所需，以确保所有的环节都不会出纰漏，即便真的出纰漏也无关大局。“是神在指引我们前行，所以，当我们着手建立各项事业时，它们都将取得成功。”

阿尔达班对环境心存敬畏，明白军队的行进会受地形影响，舰队的航行会受海上环境左右，天气更是任何凡人都无法预测的。将领必须分得清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什么时候必须接受客观现实，一切决策都要切合实际。与之相反，薛西斯一世则会重塑环境。他通过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桥而将水域变为（接近）坚实的地面，通过在阿陀斯半岛上开凿运河，将坚实的地面变为水域，以便使船只不必绕行（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薛西斯一世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出于傲慢”）。这位国王毫不在意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他会将任何阻其去路的障碍夷为平地，而且他只相信赋予他这种力量的神。

目光短浅的阿尔达班对眼前的图景看得太过清楚，以至将难题本身视为敌人。有远见的薛西斯一世则只看到远方的图景，在那里，雄心便是机会，简化难题才是照亮前途的明灯。阿尔达班不断改变主意。他的心思曲折回转，是因为他像奥德修斯一样，一心想要回家。而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薛西斯一世则如同阿喀琉斯，无家可回，只留下后世传说，讲述他的一世功勋。

因此，“这只狐狸”和“这只刺猬”找不到共同点。由于自己的警告没能产生效果，阿尔达班离开阿比多斯向东去，走出了希罗多德的视野——后者此后再也没有提及阿尔达班。薛西斯一世则向西进发，带着他的军队、舰队和史官，以及所有记述了之后波斯入侵经过的人。作为亚欧大陆分界线的赫勒斯滂海峡，见证了阿尔基洛科斯预见的两种思维模式的判然两分，而伯林则令这两种模式为世人所知。在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对这两种思维模式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定义。

3

为何有些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而有些人则不行？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根源，美国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普·E.泰洛克和他的助手们搜集了来自高等院校、政府机构、智库、基金会、国际机构和媒体的284名“专家”在1988—2003年对世界政治做出的27451项预测，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谨的研究。泰洛克在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通过各种图表和方程式展示了此项研究的结论。

“这一问题无关专家的身份（不论其专业背景、地位等），”泰洛克总结道，“也无关专家的理念（不论他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现实主义者还是制度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真正重要的是专家的思考方式，或推理方式。”关键的变量是，基于伯林的定义，专家的自我定位是“狐狸”还是“刺猬”。结果是明确的：相比刺猬型专家，狐狸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要高得多。刺猬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接近于黑猩猩投掷飞镖（大概是用计算机模拟）的命中率。

泰洛克对这一结果备感震惊，便着手探寻这些狐狸型专家和刺猬型专家的差异。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依赖的是一种直觉式的“对多渠道信息的拼合”，而不是基于一些“宏大图式”推导出来的结论。他们不信“模糊的政治主题”能够成为“精确严谨的科学界的研究对象”。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有一种自我贬低式思维模式”，“对任何思想均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层次不清，缺乏逻辑——主观倾向性太强而缺乏合理论证，以至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政策制定者更是无暇倾听他们的观点。

相比之下，那些刺猬型专家避免自我贬低，无视批判性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出那些大而泛的解释，“对‘不明就里’的人表现得很不耐烦”。当他们挖掘的智识的洞穴太深时，他们只会低头继续深挖。他们成为“自己先入之见的囚徒”，被困在自鸣得意的循环之中。若取其部分观之，则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与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无太大关联。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良好判断理论”：“自我批判式思想家，更擅长探寻变动形势下的矛盾动态，进行预测时更为谨慎，能更准确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不太倾向于合理化这些错误，更愿意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下，他们能更好地预测下一轮事件发生的概率，紧扣住现实的可能性。”总之，狐狸型专家在预测方面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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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论能否经得住考验，就要看其能否阐释过往。只有一种理论能够阐释过往，其对未来的预判才值得信赖。然而，泰洛克对过去的阐释只是基于他所研究的15年。希罗多德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应用泰洛克的研究成果（诚然没有他的谨慎操控）来考察一个距离我们十分遥远的时代。尽管时隔如此久远，这些研究成果的适用性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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