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位先知,你为平凡的人类描述未来,那么人们会根据你预测的准确性来评价你。
《伊利亚特》中的赫勒诺斯(Helenus)是另一种先知。他是普利安(Priam)与赫卡柏(Hecuba)的儿子,他是特洛伊军队中最聪明的人。他在遭受折磨后告诉亚该亚人(Achaeans)如何攻破特洛伊(显然,他没有预测到他本人也会被攻破)。但这还不是使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赫勒诺斯与其他预言家不同:在完全不知道任何关于过去的细节的情况下,他能够极为精确地测算过去。他进行的是反向预测。
我们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不知道未来,还在于我们不知道过去。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历史,就极其需要像赫勒诺斯这样的人。让我们看看为什么。
融化的冰块
下面是我的朋友亚伦·布朗和保罗·威尔默特进行的想象实验。
任务1(融化的冰块):想象一块冰以及它在接下来你打扑克牌的两个小时里会怎样融化。努力想象冰化成一小摊水的样子。
任务2(水是从哪里来的):假设地上有一小摊水。现在努力用思维的眼睛重现形成这摊水的冰块的样子。请注意,这摊水不一定来自冰块。
第二个任务更难。赫勒诺斯肯定是有一定本事的。
这两个过程的差别在于:假如你有正确的模型(以及一些时间,并且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你能非常精确地预测冰块将如何融化,这是一种毫不复杂的工程问题,比弹子球问题容易多了。然而,从一摊水可以反向想象出无数种冰块形状,假如你确实曾经有与冰块有关的记忆的话。第一个方向是从冰块到一摊水,我们称之为正向过程。第二个方向,即反向过程,复杂得多。正向过程通常存在于物理学和工程学中,反向过程通常存在于不可重复、不可实验的历史过程中。
正是使我们无法把煎过的鸡蛋还原的力量使我们无法改写工程学历史。
现在,让我在正向、反向问题中增加一点复杂性,即加入非线性假设。我们借用一下前一章洛伦茨的“印度蝴蝶”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微小输入能够产生非随机的巨大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新德里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是导致北卡罗来纳州一场飓风的确切原因,即使飓风两年后才会发生。然而,对于一场在北卡罗来纳州观察到的飓风,你是否能够找出准确原因值得怀疑:有数十亿小事可能导致它的发生,比如在廷巴克图扇动翅膀的蝴蝶,或者在澳大利亚打喷嚏的野狗。从蝴蝶到飓风的过程比从飓风到蝴蝶的相反过程简单得多。
普通人对这两种过程的混淆简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这种“印度蝴蝶”的比喻至少愚弄了一位电影制片人。例如劳伦·费罗德的法语电影《偶然》(或者《蝴蝶振翅》)鼓励人们关注能够改变他们生活的小事。一件小事(一片落在地上引起你注意的花瓣)可能导致你选择某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做生活伴侣,所以你应该关注这些非常小的细节。这位电影制片人和批评家都没有认识到他们在进行一个反向过程。每天会发生上兆亿件小事,我们不可能对它们逐一关注。
再说不完全信息
找一台个人电脑。你能够用电子数据表格程序生成一个随机序列——一系列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点。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计算机程序能够使用非常复杂的非线性方程式产生看上去随机的数字。方程式很简单:如果你知道它,就能预知这个序列。然而,要人类求出这个方程并预测之后的序列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说的是用简单的单行计算机程序生成几个数据点,而不是构成真实世界历史的成千上万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即使历史是由某个“世界方程式”生成的非随机序列,只要人类没有求出这个方程的能力,它就应该被认为是随机的,并且不应被冠以“确定性混沌”的名字。历史学家应该远离混沌理论以及求方程式的难题,而只去讨论世界的一般特点,并了解他们不可能知道什么。
这将我带入关于历史学家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我将实践的根本问题总结如下:虽然理论上随机性是一种内在特性,但在实践中,随机性是不完全信息,也即我在第一章所说的迷雾。
不从事随机性工作的人不会明白其复杂性。通常,在哲学家(有时候是数学家)听我谈论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会议上,他们会向我提出最不相关的问题,比如我所说的随机性是“真正的随机性”,还是伪装为随机性的“确定性混沌”。真正的随机系统确实是随机的,而且不存在可预测的特性。混沌系统有完全可测的特性,但人们很难找到,所以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双重的。
1.这两者之间不存在重要差别,因为我们永远也区分不出来,差别是数学上的,不是现实中的。如果我看到一名怀孕的女性,她的孩子的性别对我来说是纯粹的随机问题(两种性别各50%的可能),但对她的医生不是,他可能已经为她做过超声波检查。
2.一个人谈论这一区别,这表明他从未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过有意义的决策,这正是他没有认识到在现实中不可能区分这两者的原因。
随机性最终只是反知识。世界隐藏在迷雾中,而表象在愚弄我们。
他们的所谓知识
关于历史,最后再说几句。
历史就像博物馆,人们可以进去看过去的收藏,感受昔日的魅力。它是一面奇妙的镜子,你可以看见我们的自我叙述。你甚至可以利用DNA分析、追踪过去。我很喜欢文学史。古代历史能够满足我建立自我叙述、自我认同和与我(复杂的)东地中海的根源建立联系的愿望。我喜欢古老的、不那么精确的书胜过喜欢现代书籍。在我反复阅读的书中(对你是否喜欢一个作者的终极检验就是你是否重读他的书),下面这些作者的名字印入了我的脑海:普卢塔克(Plutarch)、李维(Livy)、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DiodorusSiculus)、吉布(Gibbon)、卡莱尔(Carlyle)、勒南(Renan)和米什莱(Michelet)。与今天的著作相比,他们的著作显然是不规范的,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奇闻逸事,充满虚构成分。我知道这一点。
历史能使我们陶醉地以为了解了过去,满足了我们讲故事的愿望(确实),只不过是非常有害的故事。人们应该极为谨慎地学习。如果没有谨慎的态度,历史显然不是一个理论化和生产一般知识的地方,也不会对未来有所帮助。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负面认知,这一点是无价的,但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太多知识的假象。
这使我再一次想到美诺多托,以及如何对待火鸡和如何避免被过去欺骗的问题。经验主义的医生对待归纳问题的方法是了解历史,而不是将它理论化。学会阅读历史,吸取所有可能的知识,不要对奇闻逸事皱眉,也不要建立任何因果链条,不要试图过多地求方程,但如果你这样做了,也不要大张旗鼓地提出科学观点。请记住,经验怀疑主义者尊重习惯:他们把它当作默认状态、行为的基础,但仅此而已。他们称这种对待过去的明确方法为结语主义。
但大部分历史学家持有不同观点。想一想代表性的反省式历史著作——爱德华·哈莱特·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你会发现他公然把寻找因果关系当作他工作的核心部分。你还可以上溯至更早:被视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在一部著作的开篇定义了他的目的:
记录希腊人和野蛮人的活动,“尤其是,最重要的,给出他们互相争斗的原因(此处为我的强调,原文未强调)”。
你可以在所有历史理论家那里看到相同的目的,不论是伊本·赫勒敦、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面对历史,越想超越叙述,从而做到最低程度的理论化,我们的麻烦就越大。我们受叙述谬误的毒害如此之深吗?
我们也许需要花上一代人的时间让怀疑经验主义历史学家懂得正向过程与反向过程的区别。
正如波普尔批评历史学家对未来做出预测一样,我刚刚展示了历史方法在认识过去时的不足。
讨论了未来(以及过去)盲点之后,让我们看看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令人欣慰的是,有非常务实的方法可以为我们所用。接下来让我们探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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