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传说

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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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走投无路

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指出“近年来一个有趣且被广泛讨论的现象”，一种“尤其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对公认的各种社会思想形态表现出的隐约不满”。这些思想形态，加尔布雷思写道，“无论被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推崇，都被认为是某种被建构出来的制度。”

实际上，在当时，黑人、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感到一直被有组织的社会所欺骗的人，都习惯称这个社会及其一切功能为“制度”。这个单词经常被随意使用，以至于变得毫无意义——盗窃商店的行为被称作对制度的打击，电视节目安排不佳也是制度的错。但该词在有些情况下的使用则展现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系统运转的一种深刻直觉。1965年11月9日那个令人难忘的星期二夜晚最能说明这一点，那一晚社会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之一——供电系统竟出现严重故障，这不仅让那些反制度的人觉得自己一语成谶，更使其他人感到惊慌。

那天下午4点44分，美国东部地区正是太阳落山时，电力需求开始朝着每日的顶峰攀升。家里和办公室的照明设备被打开。霓虹灯的标志也亮了。随着工作人员相继下班，商业区的电梯也开始投入其最大承载力的使用中。地铁为从工作地下班回家的人增开列车；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农场主将奶牛套上挤奶器，灯塔也开始闪烁光芒。玩耍归来的孩子跑进家门，打开电视机，而他们的母亲开始准备晚餐。此时正值秋季，气温是46华氏度（约合7.8摄氏度），自动调温器启动了数百万人家的暖气炉。温室供暖系统被激活；为了不让毒蛇和鳄鱼死亡，动物园的爬行馆里进行额外供暖。酒吧里，制冰机开始制作冰块，供人们下班回家前来喝酒时使用。林荫大道和公路两旁的电动加油站，正往行驶在归途的汽车油箱里加足汽油。

所有这一切对爱德华·内利斯而言都是老套路。他是一个精瘦、微秃的62岁老人，为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了41年。在靠近65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128号的联合爱迪生公司的电力控制中心是整个公司电子系统的枢纽，而内利斯此时就坐在控制中心控制员的座位上。该中心位于靠近65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的128号，是这个公司电子控制系统的中心——房间内的天花板很高，异常整洁，略带奥威尔风格，房间里摆放的各种仪表盘和开关沐浴在耀眼的荧光灯的光下，所有这一切都在内利斯的视线当中。他警觉地浏览着仪表上显示的数据，以确保联合爱迪生公司完成为本市供电的任务，而且因为该公司同时作为安大略省、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电力供应网的主要组成部分，还得确保公司正常为那8万平方英里地区以及3000万居民供电。不管怎样，理论上就应如此。大约下午5点16分，内利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因为他看见所有仪表盘上的指针开始剧烈摆动，控制中心也对此进行了激烈讨论。

当时，包括内利斯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尽管联合爱迪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此前曾多次讨论过大规模断电的可能性。他们的预测很准，声称可能会发生所谓的“级联效应”，即由于电网中某个组成部分的电力需求过大、超出预期，它便会吸光电网中其他部分的电力供应。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电网，也就是俗称“东北电力网”内的每一个发电机，都会自动切断电源以防止设备损坏。结果是，8万多平方英里的地区便会即刻陷入黑暗。

西区大道128号机器上摆动的指针就是发生了级联效应的结果。问题出在曼哈顿以北315英里、尼亚加拉瀑布以西4英里的一个叫亚当·贝克爵士二号站的加拿大水力发电设备。那是一个大小还不及家用面包机的继电器装置，其用电量是按照1963年的标准设定的，虽然此后用电量不断稳步增长，仪表的设定量却从未再调整过。当天下午5点，供给多伦多的电正经由亚当·贝克电站的6条线路向北输送。后来仪表数据显示，在5点16分11秒的时候，电力负荷略微增加了一点——正好超出那个设置有误的继电器出现故障的临界点。这样，又一个断路器启动了，6条线路中的一条因此而停止供电。这条线路的负荷立刻转到了其余5条线路上，它们也负担不了。由于负荷过大，5条线路都被各自的继电器切断。这使得几乎同时发生两起灾难。本应送往多伦多，实际却未能通过失效的亚当·贝克电站的约160万千瓦的电力，经过电网的超级电路向南涌入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一路上所经过的发电站都相继失去作用。由此产生一个电力真空。受到影响的地区向曼哈顿要电，然而曼哈顿的供电量根本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紧接着第二个大灾难降临。东北电网的所有保护装置都被激活。这种级联效应，即有些人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自动切断了对各个地区的供电渠道。到下午5点38分，东北电网停止了对所有供电区的供电，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也已和南部各州一样停了电。除了自备发电机的医院和其他机构，从尼亚加拉湖到哈得孙河之间几乎看不见一盏亮着的灯。大面积停电就这样开始了。

纽约市在5点27分断电。内利斯正准备推动8个按钮，以切断这座大都市电力系统和总电网的连接，但为时已晚。这个错误可以原谅，因为自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第一盏实用白炽灯以来，电流就一直以光速传输，这是关于电力消耗的知识中少数仍未改变的一个事实。但后果仍旧让人目瞪口呆。除了斯塔滕岛和布鲁克林的一个街区外，纽约全城停电——一切地方都断电了：照明、电器设备、地铁，所有工作都没法继续下去。在未受停电影响的新泽西蒙特克莱尔，一个妇女正从画框式的窗户向外望，欣赏着曼哈顿万家灯火的美妙夜景，她想叫她十几岁的儿子也来看看。可当她再次回到窗前时，城市早已消失不见。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罗恩·乔治机长驾驶的飞机正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上空准备降落。他朝下看了看跑道，又读了读仪表上的数据，再回头时——只看见冥河般的黑暗。飞机场也随之消失在黑暗中。

全城停电后，人们最开始的反应各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各自内心的隐忧。“中国人来了！”曼哈顿东区的一个妇女这样想。“有外太空人的袭击！”住在东河边上一所公寓20楼的一个小男孩叫道。两名报社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反战运动还真办了件大事。其他人都忙于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顾不上去追究谁应对此事负责。医院里的医生一边在应急发电所需的90秒转换的时间里等待，一边借着手电筒的光继续进行手术。施拉夫特公司正担心他们价值约20万美元的冰激凌如何处理（结果全化了）。洛克菲勒州长正爬着15层的楼梯回到公寓。有80多万人被困在突然停运的地铁中。其中有60人在第60号街道隧道里的阿斯托里亚线的东河下面的一辆从布鲁克林开往曼哈顿的列车上度过了噩梦般的一夜。在他们上方的威廉斯堡大桥上，1700多名乘客滞留在4列火车里，5个小时后他们才被安全带离。

在百货商店里，店员用手电筒照明把顾客带出店门，或者将他们安置在商店内的家具区休息。农场主又重新学起了徒手挤奶的技巧。儿童没有电视可以看，开始学着自己玩耍。动物饲养员用毛毯帮动物们保暖，使哺乳动物能活下去，又用便携式丙烷取暖炉为爬行类动物的活动室加温。然而，那些需要用电动加油泵来补充燃料的机动车司机，以及面对冷灶的家庭主妇，对停电仍旧是束手无策。许多人突然间变得无所事事，于是就给亲戚朋友打打电话。电话还能用，当晚市内的通话次数增加了8倍。一些人正忙着做其他的事。9个月后，所有医院都报告称这段时间的出生率大幅攀升。

多亏有晶体管收音机，人们仍然能够收到无线电广播，不过，这对困惑不解的听众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帮助。评论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加拿大现在陷入了一片黑暗……原因不明……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次停电……约翰逊总统召集了应急计划小组……立刻调查……就怕是有人蓄意破坏。”也有人暗示说是战争和核灾难，直到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战略空军指挥部说“一切顺利”，谣言才不攻自破，一切恢复正常。局部地区仍旧爆发骚乱——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市发生了抢劫，沃尔波尔的马萨诸塞州监狱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酿成了几起惨剧。纽约的一名男子被发现陈尸于饭店的电梯井底部，手里还握着一支熄灭的蜡烛。

刚到夜晚时，东北电网覆盖区仅有的亮光来自于蜡烛、手电、汽车灯以及一轮明月。之后，电力供应开始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恢复。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在停电后30分钟到2小时之间恢复了供电。康涅狄格州在5点30分断电，虽然恢复供电较慢，但是到了11点30分，除了12个城镇之外该地区已经全部灯火通明。纽约市恢复得最慢。布鲁克林到星期三下午2点才恢复供电，那里成千上万沉睡的居民得知这一消息的方式同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他们睡觉前都没有关掉墙面和灯上的开关，所以当他们的卧室被突然恢复的灯光照亮时，他们便惊醒了。皇后区恢复供电是在凌晨4点20分，曼哈顿和韦斯切斯特是在早上6点58分，布朗克斯则是在早上7点。个别地区仍旧没有恢复供电。韦斯切斯特县富人聚居的佩勒姆庄园直到星期四才恢复供电。事后，一位佩勒姆庄园的女住户说她“点了很多蜡烛”，“维持着炉火”，而且“一直在回想在以前没有电的时候，佩勒姆庄园的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1965年11月15日，电力故障发生6天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电机工程师追查到了电力故障处是在贝克电厂。加拿大人感到颜面扫地，因为他们一直坚称问题不可能出在他们的国境内。美国公共事业部的发言人认为这证明了美国方面没有错。但大多数人并不细究谁对谁错，他们谁都怪罪，不管是加拿大人还是美国人。同时，人们在停电期间的冒险和奇遇在经过转述后变得更加精彩。最后，许多人都忘记断电时的焦急不安，反而开心地回忆起那晚逃离惯常生活的自由。《纽约时报》的一组记者写道：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对机器的反抗情绪。我们都因为重新发现不需要电源插头就能使用的东西而高兴不已，这些东西几乎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去，尤其是那无比奇妙的蜡烛。当得知那些我们真心不喜欢，并且怀疑那些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型计算机大量闲置无用时，而古老的转笔刀却能照旧使用，有那么一刻我们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如同《纽约时报》的记者所承认的那样，这一切不过是幻觉。最后一切还是会“重新被禁锢，乖乖地被带回现代科技的监狱式农场里去”。蜡烛和转笔刀在几个小时的断电时间中的确很美好，但时间再长一点，它们就不会再显得那般奇妙了。他们不能运送上下班的人群，不能为房间供暖，不能为阅读提供照明，也不能为依赖现代科技生活的人提供各种服务和生活必需品。早年没通电的佩勒姆庄园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个残忍的打击。许多人也许根本没法生活下去。有人把《纽约时报》撰稿人所谓的“电插头社会”看作是监狱式农场，对此还有更刻薄的说法，但是真正对计算机极度反感，准备砸毁这些庞然大物的人并不多。不过，还是有少数人想这样做。

由于工业革命而失业的英国手工业工人于1811年发誓与剪毛机和动力织布机势不两立，他们以在他们父辈那个年代的一个糊里糊涂地破坏机器的工人的名字为他们的组织命名，并退居到舍伍德森林深处，提出了一个不容商议的要求：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使用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法案，取缔一切对百姓有害的机器，并撤销对捣毁剪毛机的人实行绞刑的裁定……我们不会再请愿——那没用——必须战斗才行。

签署者：申诉军总司令

内德·卢德执事

此后，凡是满腹牢骚反对使用代工机器的人一直被称为卢德派。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那些批评美国越来越被技术奴役的人，常被指摘为卢德主义的拥护者。在学生骚乱事件中，这样的说法有时讲得通。教授的讲义被撕毁，设备被破坏，剑桥的一台电脑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是抨击通过使用技术来增加利润是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同内德极其无效的行动一样可笑，但是反对技术统治的事例并不完全荒谬。有想法的人们厌倦了许多事：收到被穿孔机打孔的邮件，乘坐有自动按钮的电梯，在收银台前排队，阅读用死亡人数来描述的战争报道，在电话上听录音消息，以及在政治选举中被当作民意测验的百分数。尼古拉·冯·霍夫曼指出，游行的学生抗议的是“用计算机录取、测试以及考核”他们的做法。某航天公司的一位前主管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婚介服务公司，共有6000名客户，这个“人类仓储公司”听起来不免让人有些寒心。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计算机的恐怖经历，有些还非常特别。奥尔巴尼一家医院给一名妇女寄去了一张“包皮手术”账单。1966年波士顿市长约翰·科林斯原本处于可以连任的优势地位，但在初选的前3天，市政府的计算机自动做好准备，计算好并寄出了3万份下水道税费拖欠账单。这位市长因此落选。

埃里希·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潜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主导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也被转化成了整个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到了60年代后期，数百万美国人的钱包里装着多到20个的各种号码，有些证明他们的不同身份，有些是日常事务中必需的，所有这些几乎要把他们变成杂乱无章的微粒——邮政编码、区域代码、血型号码、驾驶证号、汽车牌照号、社会保险号码、入伍编号、赊购账户以及支票户头号，以及读书会员证、人寿保险单、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财产抵押书以及退伍军人证的编号。《商业野兽》一书的作者推荐了一个名为“计算机卡片轮盘赌博”的游戏，即用胶带遮住卡片上的小孔，然后用刀片新开一些小孔，再把代码数字通过电磁辐射显示出来。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看门人收到他两个星期的薪水——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后，除了气体弹性研究员、惯性系统工程师和超导体研究专家以及数字电路设计专家外，每个人都为他高兴。总之，这是属于他们的伟大时代。

美国最早的商用计算机发明者约翰·莫奇利曾预言说：“只有四五家大公司能够有效运用这些机器。”他低估了他的天才发明。1955年美国有1000台计算机。1960年，据政府工程师估计，5年内计算机的使用量可能会达到15000台。5年之后，实际投入使用的计算机有25000台。到1967年，又增加到4万台——仅联邦政府就有大约2000台。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文主义者非常不安。这些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在社会态度上却越来越保守。40年代末，《1984》一书为他们敲响了警钟。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文化贬值的风气在他们之中流行起来，因为随着技术进步浪潮而形成的拜物风潮让他们非常不安。在他们看来，美国正逐渐被有意操纵消费者喜好的人所奴役。在通过新兴计算机得出的数据中，有对操纵大众的行为如何影响消费者负债情况的分析。消费者负债率从1956年到1967年间增加了133个百分点，达到991亿美元。单是购车的负债率就增加了117个百分点，达到312亿美元。这样看来，威尔·罗杰斯一直没错；这个国家正坐着汽车奔向贫民收容所。

汽车方面的情况已经够糟了——一些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已开始意识到底特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普遍富裕逐渐被认为是一个不好的社会状态，而知识分子的担忧远不止于这些。美国上下自动贩卖机的贪婪似乎很难填满。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到今天，国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但在30年代人们抱着特别强烈的信念，说人只要有钱就会理智地进行消费，这种说法已成为破碎的梦。埃德蒙·威尔逊讽刺地写着那些“没有营养的食物，不能灭菌的杀菌剂”，以及“对皮肤有害的化妆品，腐蚀汽车的润滑油”，还有“毒害树木的杀虫剂”。繁荣的60年代，正是这些“名牌”的繁荣发展期。至少在大萧条时期，你不至于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这些东西。电视广告商现在正以庸俗不堪的方式以及令人厌恶的色彩大肆推销这些东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会怎样处理这批垃圾。在1969年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决赛之际，莫比尔石油公司的一份新奇的广告提出了解决方法。顾客只需购买3美元的汽油，就能获得一个足以装下“22磅，4立方英尺注1立方英尺≈0.028立方米。——编者注”垃圾的塑料袋。广告词中提到，“你一定会高兴地把它扔掉。”事实的确如此。

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本身就不令人满意。它使得那些本应（即便只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在户外运动的千百万人成为整天喝着啤酒、挺着胀气的肚子、看着年轻的运动员在华丽的运动场上欢乐地蹦跳奔跑的观众。运动场中最华丽的要属休斯敦耗资3200万美元建造的装有空调的透明圆顶体育馆。该体育馆设有46000个软座和3万个停车位。钢架圆顶的设计，使比赛能在雨天正常举行。这个超级体育馆的设计者一心想让场馆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照常使用，反而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阳光可能会晃眼。当那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他们惊恐地发现，在圆顶场馆耀眼的阳光照射下，棒球外场手没法接飞球。起初棒球比赛只能在阴天举行，即便是这样，外场手仍需戴上击球头盔。后来圆顶天窗被涂成了灰色——意味着不论天气好坏，比赛都得使用灯光。

对于那些对新繁荣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透明圆顶体育馆是代表庸俗和过度消费的神殿。它设有53个私人包厢，5年为一个租期，每个赛季租金从15000~34000美元不等。在下面的球场看球看烦了的人，还可以去私人俱乐部。里面设有酒吧和电视，室内装修全是以“塔西提岛的假日”或“法国式游猎”为主题。根据馆内员工不同的工作性质，共设计了50多种制服（地勤人员穿航天服）；每个工作人员都被送到学校接受了3周培训，学习如何正确展示该体育馆的形象。场馆内最壮观的景象出现在一次由本馆棒球队的主场比赛中。球迷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有些围观的投手更是久久无法平静，当时，电子记分板疯狂地计算着分数。火箭升空，炸弹爆炸，角上挂着美国国旗和得克萨斯州旗的电牛横冲直撞，电动牛仔对着它们射出电子子弹，管弦乐队同时激情四射地演奏着《得克萨斯之眼》。

那年的一条广告标语说，“如果有疑虑，那就买验证后的商品”。但是怀疑派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对所有大规模生产的商品都敬而远之。在他们看来，市场是罪恶之源。他们年轻时所学的经济学课程也失去了意义。埃里克·戈德曼写道，“大众最根本的问题已经有所改变，不再是有关温饱住宿的问题，而是怎样在令人不安的奇怪富裕环境中生活的问题。”戈德曼描述了“一种绝大部分人不再接受的一种分配不均的现象”。显然，这部分人的声音异常响亮。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他们反对分配不均现象的论战文集。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大众文化必然导致军队–监狱国家的产生。

有些颇具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观点并不总是符合逻辑。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没有认识到低级趣味盛行是“使更多民众得以分享我们文明成果的结果”。卡罗琳·伯德指出，“一贯敏锐的人，有时却认识不到正是60年代的充分就业造成了他们现在所体会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和纪律各方面的退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上的各种进步挑剔苛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那就得忍受其余部分。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创造的奇迹，而否认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有权厌恶这种妥协。但他的抨击应当指向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将喷气式飞机、核工厂和像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交由无固定价格和不能把握市场需求的公司去掌控。他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停止生产这些东西。”加尔布雷思仍然是高品质生活的坚定倡导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同行的却是，在全面否定数字社会之前，他们应该反思的正是这种社会曾带来许多现代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快乐，例如，“电话如果没有自动接通装置，依照目前的通话量来看，大概需要动用美国所有的女性劳动力资源才能处理妥当。”

上面这话是在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想到在4年的时间里，他关于所有接线员都应是女性的论断会引起争论。昨天还不言自明的道理到今天却成了邪说。这也许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最突出的影响。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无法阻挡的。6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出现不和谐状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职业技能很快就会过时，导致年轻人做职业规划非常困难，有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1967年，对化学工业所做的统计中，其半数营业额都来自于对那些1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产品的售卖。其中一种产品是避孕药，它对美国女性未来的巨大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时，白人女性的平均寿命正在接近80岁（白人男性是75岁）。科学技术正不断改变着未来的形态。1968年，赫尔曼·卡恩和他所在的哈得逊研究所发表了一份1000页的研究报告，描述了在2000年美国的未来生活。他们预计，到那时美国的人均年收入会达到7500美元。研究所表示，一个星期工作4天、每天7小时的工作制将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人们每年还有13个星期的假期。那时，人们会把享乐而非成就当成人生目标。人存在的理由，甚至存在本身都将以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发生改变。

要展望未来，不一定非要理解技术革命对美国的既有影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次回望就足以让人震撼。在30年代初期，那些现在已头发花白、开始谢顶的属于摇摆世代的中年人才刚十几岁，而当时美国还没有被技术影响的最大群体是农业人口——人数超过3000万。在那个年代，农民甚至缺乏涵养水土的基本知识，这也就是后来造成毁灭性沙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通电，农民阅读时只能使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寻常农妇每年需从井或泉中汲取28吨水。她的黄油搅拌器是手动的。她在白铁皮盆子中洗衣服，用木桶和盐腌制咸肉。她丈夫的劳作更为艰辛。早上他给奶牛挤完奶后，要花两个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动身去做计划白天要做的事。马和骡子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当时美国共有2000多万头，他去镇上走的是土路。后来，他的生活会得到不了解农场生活的现代人的同情。曾经有人就农场的一日三餐写过一些荒谬至极的废话，实际上就像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里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烹饪方式都是用油煎——甚至可以说是低温油炸。传统的美国农民形象就是细脖子、平胸，再加上因为消化不良所引起的肠胃胀气而导致的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生活在这个农场里，那他的世界将会完全不同。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保持了水土，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将使产量提高。150亿美元的农业机械投入终止了汗水和劳苦对农耕者的统治，过去用于种植动物饲料的6500万英亩土地现已用作农业生产。杂交玉米的出现，使得在不扩大种植面积的情况下，美国玉米产量提高了20%。在30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下，南部农民被迫放弃种植棉花，学习种植其他农作物——因此收入比原先多了2倍。新一代的农场主现在生活在繁荣的新农村，每天开车沿着碎石小路去市场。农场主的妻子则在挂满各种锃亮用具的厨房里忙碌，腌肉木桶被宽敞的冷藏库取代，家里的食物也更美味。下午，她还有时间亲自去镇里一趟。她可以定时去美发，和城市里的女人一样穿合成纤维做成的衣服，而不是像她妈妈一样穿方格花布裙子和棉布长袜。

城市里的劳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无产阶级正逐渐消失。诺伯特·威纳在《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1948）一书中说道，“拿再低工资的工人也比不过蒸汽挖掘机和电铲。”早在20世纪上半叶，自动化就使普通劳工人数从1100万锐减至600万。在接下来的13年里，美国的劳动力增加了600万——达到7060万人，但是，劳工人数持续减少。蓝领高级技术工人成为人数不断缩减的少数。在艾森豪威尔的年代里，虽然汽车产业的生产工人减少了172000人，但汽车的年产量却增加了50万辆。曾经强大无比的工会势力衰微，因为机器不会罢工。工会领袖变得保守，对进步迟疑不前，有时甚至和自己的宿敌——企业主——结成同盟。同时，市场对男性壮劳力的需求减少，为女性进入职业市场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并且随着工作目标的改变，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工人不再只从事商品生产，而是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服务、娱乐以及休闲行业。在这个“大众消费的新社会”，乔治·莫里写道，“人面对材料并用它制造出新东西的旧公式，已变成人面对人并劝说他采取行动的新公式。”

有一个男性占主导位置的空间没发生变化，那就是经理的套间办公室。哈得逊研究所并不寄希望于企业行政人员到2000年时工作量会减少，假期增多。他们不可能闲下来，太多事情要靠他们处理。这同罗斯福年代的情况正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在他的一本广受好评的书《管理革命》中，就已预言了管理者在企业中的突出作用；但大萧条时期的民间故事普遍蔑视老板，所以关于大萧条的小说和剧本通常将老板刻画成流氓和愚蠢的人。（电影观众可能还记得饰演这类角色最成功的类型演员，他就是爱德华·阿诺德。）直到60年代，这些老板都还是高高在上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和过去的海盗式企业家完全不同。《财富》杂志说，“巨头已经不再有了”。《时代周刊》将这些新企业家描述为“职业经理人，即接受过工程师式训练的技术专家，他们掌控着庞大的产业机构。普通老板，即股东，只能行使理论上的控制权”。通常这些人并不通过个人或者依靠命令来进行管理，而是将事情交由委员会处理。这些委员会负责收集信息和专业知识，而且它们的名字各不相同，有管理小组、特别工作队、突击小组，以及按时髦的平等主义精神叫作“工作组”的委员会。在《新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那些分享权力的人称为“专家阶层”。

专家阶层的人虽然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积极性高，但讽刺的是，他们过于关注公共关系，却在上面栽了跟头。问题出在制度上，因而难以解决。美国企业对于自身的真实情况总是自欺欺人。很多人一旦当上经理，就立刻宣称自己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理论，就像获得了高管人员专用盥洗室的钥匙或者成为共和党一员一样。高管人员坚称利润动机是有效的，尽管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都证明了该说法的虚假；他们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尽管自己薪金的很大一部分都要用来缴税。每次听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他们就会习惯性地发出嘘声反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背弃了全力批判凯恩斯的巴里·戈德华特。他们鼓励股东把企业想成是自己所有，然而，企业投资人的影响从来都不大，到了60年代更是日渐减弱。参加过股东年度大会的人，都能迅速辨明个人股东做出的决策，这都依靠专家阶层选择并提供给他们的资料。

其实这一假象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通常认为这种双面性并无害处，因此没有必要提及。虽然有欺骗，但在这种与真实脱节的现象中，大多数时候还是会讲究政治伦理的。然而，专家阶层的欺骗性比表面情况看起来更严重。随着约翰逊政权走到末期，而越南战争又得不到妥善解决，美国商人震惊地发现，示威人群开始把矛头对准他们，指责他们生产凝固汽油弹之类的产品是犯下了重罪。他们对此无法理解，难道这些愤怒的人群不知道企业和政府天生就是死对头，不可能成为同谋吗？他们坚信这一点，而且以为所有人都很清楚。但是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真实情况是，60年代初让艾森豪威尔担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到60年代后期一直在不断发展，以至美国形成了（没有其他名称来形容）计划经济。

1967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的直言不讳使美国读者大跌眼镜，他声称：“自战争结束以后，联邦政府一直同美国企业合作开发先进技术。”他还说，“几乎美国所有的大企业都受到联邦的大量补助。”这些说法看似毫无可信度。罗斯福的继任者仍盘踞在华盛顿，斥责经济保守派和货币兑换商；而美国制造商协会中的董事长们谴责华盛顿方面的家长作风；美国商会发言人继续解释说，政府从来不参加任何生产活动，本质上它是寄生性的，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为盈利而不惜承担资金风险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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